於意云何？六四事件的近因是悼念胡耀邦逝世，歷史緣起卻是反貪污、反官商勾結（當年曰反官倒）。民衆為反腐敗而舉行社會抗議，天經地義，連當年的總理李鵬亦不得不在宣佈戒嚴的講話中承認學生的愛國熱情和行動的正當性（注1）。可是，當時中央黨政要員對民衆運動的恐懼，竟致後來血洗京華。趙紫陽的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中透露了悲劇的背後，正是中國政治領袖之間波詭雲譎的鬥爭。鬥爭的根源在威權統治下權大於法的不穩定本質，權力制度的先天不穩定性質，正是當年中央政府心虛的原因。

筆者認爲，從宏觀史觀看，六四事件並非一場在香港尋常見到的示威抗議，並非所謂歷史長河中的小風波，乃一場不讓五四專美的社會運動，乃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爭鋒。其歷史意義，不獨在發生流血犧牲，更在民權的覺醒。當天的衝突，是民間力量與庸官貪官的爭鋒、是自由市場派領袖和鳥籠經濟派領袖的爭鋒；事後的爭論，是自由主義者與國家主義者的爭鋒，是感性良知和冷酷歷史的爭鋒。

民間力量與庸官貪官的爭鋒，乃民權與官權的鬥爭。一天官權不受制約，一天就有庸官磨勘升遷、貪官以權謀私；一天民權不得彰顯，一天民間力量與庸官貪官則爭鋒不絕，社會不寧，國家不靖。貪污和官商勾結，乃民權制不住官權的必然產物；政變和宮廷鬥爭，乃官權不受制度約束的必然後果。社會要進步，必須彰顯民權，約束官權。貪污腐敗的官員必須被懲處，不孚民望的領袖必須被更替，官權必須受民權制約，依此政治方得清明，權力方不虞被濫用。今天我國的民權有力麽？官權有足夠制約麽？法治到位麽？一天上述答案是否定的，一天中國官權民權仍未平衡，我們仍該悼念六四。

民間有關六四的立場，大概不出自由主義論述和國家主義論述兩大類。自由主義一方認定六四事件乃官方限制、侵害個人自由的的罪行，犯罪者必須被追究、被制裁。國家主義者則認爲，國家進步富強的過程中必有犧牲，這種犧牲也許是經濟上的，也許是政治上的，甚或是個人生命的。也許國家主義者認爲，六四事件的犧牲者，與中國近百年間發奮圖強的過程中所犧牲的生命沒有兩樣。也許國家主義者認爲，只要個人的犧牲能換取群體的利益，個人的犧牲是值得的。可是，誰有權叫他人犧牲小我成全大我？誰決定誰是小我誰是大我？誰核實小我的犧牲與大我的成就相匹配？若我是小我，我可否拒絕犧牲？若我是大我的一部分，在什麽條件下容許我看著他人犧牲，然後坐享其成？一天仍有六四的爭論，一天人們就該反省個人自由和國家利益的衝突，一天人們就該思考個人自由和國家利益之間的平衡。只要人們仍借悼念六四激辯個人與群體的關係，人們仍在爭辯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道德性，人們或可在辯證過程中促成社會進步、開啓民智。一天六四仍有爭論，一天六四就提供了這樣的思想震蕩平臺，我們仍該悼念六四。

每個自願加入爭論或悼念六四的人，俱是六四事件的祭壇；不論是「轆豬論」、「民運領袖走佬論」或「國家驕人成就論」，只要是有關六四的爭論，俱是六四事件的祭文。「轆豬論」、「民運領袖走佬論」等等論述，旨在通過懷疑六四死傷數字、指控民間運動領袖，推翻民間運動的合理性，為官方武力鎮壓作注腳。「國家驕人成就論」和其他類似論述，則處處透著歷史的冷酷。似乎在說：逝者已矣，來者可追，爭辯昨天的對錯，倒不如放眼未來。他們似乎對過去沒有多少感性的熱情，只有圖謀今天的冷靜工具理性。相反，有壯懷激烈者，指日為誓，不平反不罷休。若有日真的平反了，官方道歉了，世界是否馬上就變得美好？是否該擁抱政府，有若聖明天子臨朝，感恩戴德？須知，該歷史悲劇不獨源於最高領導者的個人決策，更源於國家權力制度的缺憾。平反固然可還當年參與示威抗議的民衆一個清白，告慰不幸犧牲的英靈，但平反並非目標，以理性改良法律和政治制度，保護百姓免受特權侵害纔是六四運動之所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悼念六四自理所當然。

在面對大堆生活問題的今天，也許人們對理性和德性的思考再無興趣。從引發社會思考的角度看，也許我們該感謝這些挑起爭論的人士，感謝他們為社會提供思考的養分，刺激大衆加入討論和思考六四。

我們爲何悼念六四？一天中國仍未海晏河清，六四運動的目的未達，一天仍該悼念六四；有天中國吏治清平，六四運動的目的已達，我們更要紀念六四。

注1：

國務院總理李鵬於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的講話 http://www.64memo.com/b5/88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