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不獨是洗雪百年前戰敗喪地的恥辱如此簡單，更重要的是「一國兩制」的首發和實踐。「一國兩制」中的「一國」，不但是地域意義上的「一國」，更是政治和文化上的「一國」。在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傳統中，大一統國家是四海昇平的必要條件。有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是太平之所寄，「分」是喪亂之極致。中國歷史上，有不同的皇朝興起和衰落。雖然分分合合，可是，歷代仁人志士莫不以撥亂反正，統一國家為志向。中國終歸還是要「合」，否則將生靈塗炭、民無噍類。在此政治文化傳統下，「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必然涵著大一統的政治思想，因此，強力的中央政府必不可免。

反之，「一國兩制」中的「兩制」，卻承認了在中國土地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制度，而這兩種制度卻分庭抗禮，不可融而為一。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古時誰家當天子坐天下，就行該家中意的「制」。在古代若有人膽敢提出另外一「制」，即同謀反。古有英雄豪傑逐鹿中原，即令陳勝吳廣之流，亦知另起一「制」，任命百官，制定誥命，方可號召天下成就大事。大一統的中央政府必須掌握了唯一的「制」號令全國，方可保證天下一統，政令暢通。一國中有兩制，從古人的眼光看，即代表地方有令不從，各地諸侯割據，乃大亂之象，在中國政治傳統中實非同小可。

中國自秦始皇開始的大一統政治傳統，絕不可能生出「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理論根據實乃來自海外——「共和」精神，這就是「一國兩制」之所以可能的理論根據。中國上古曾有過短暫的「共和」，公元前８４１年，周公與召公在周厲王被逐後共同以貴族身份執政，至周宣王即位止共十四年，史上曰「共和行政」。自此以後至國民革命爲止，中國歷史中再無「共和」其事。

時人所謂的「共和」，乃源出古代的羅馬共和國，並以近代美利堅合衆國為顯例的共和制度。現代的「共和」精神，乃先天地肯定多元，承認個體差異的合理性。在共和的社會中，每個人皆必須互相尊重，求同存異。人人有選擇的自由，只要不妨礙他人，實不必隨主旋律起舞；同時亦有義務尊重他人的選擇，若有與己不同者，亦不可以其不同於眾而排除之。若依中國的傳統智慧，則可曰「君子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尊重多元即是最高的「共和」精神。

「一國兩制」之所以有理論上的有效性和實踐上的可能性，有賴中央政府放棄大一統政府權威的絕對性，不執著於大一統中央政府的威權思維，體諒香港與全國不同的本土民情，理解香港與中央不同的價值觀，尊重香港與内地不同的政治文化傳統和制度；同時，亦有賴香港市民對内地和中央政府的理解、寬容和尊重，包容和接納中港兩制的政治和文化差異。「一國兩制」的内蘊，即是「共和」精神。中國地大人多，各地的語言、傳統、歷史和文化差異十分巨大。加上現代通訊發達，互聯網無遠弗屆，雖身處天涯之遠，一線相通，卻若比鄰之近。互聯網的世界不是平的，互聯網的一元中乃涵著多元，個體差異在互聯網上互相踫撞、磨合、辯證，政府再不可能依賴公權力定全國於一尊，亦難以用行政手段堵塞悠悠眾口。基於上述事實，在當代中國，「共和」精神實乃國家之本。

根據基本法第五條，法理上的「一國兩制」運作期是五十年。五十年後將如何，不要說當年的起草者和立法者沒有什麽概念，目前亦誰也説不準。從功利主義一面看，「一國兩制」是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權宜之計，最終一國之下只有一制，這一制亦只能是中央的一制而非香港的一制。若從歷史的發展邏輯看，儘管基本法管不了五十年後的世界，可是，經時間推移，在香港沉澱、累積和建立的制度、文化和習慣，斷不可能憑一紙法案就徹底改變。因此，若「一國兩制」最終演變成「一國一制」，必不可能是目前内地的一「制」，也不可能是目前香港的一「制」，該是兩者的融合。香港和内地的互動、交流、衝擊、去蕪存菁，將誕生未來的「一國一制」。這一「制」，必須適用於當代香港，同時適用於當代神州大陸。經過五十年的實踐，這未來的一「制」，必然是具當代意義的「共和」。在這「共和」精神下，人人各逞其能、各取所需、照顧自己、尊重他人，現代的自由、人權、法治、民主，將一一盡攬其中。樂觀地看，實踐中的「一國兩制」將有功於建立未來的一「制」，這即是目前可見「一國兩制」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