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窒礙，剛推行「包產到戶」時，不論中央或地方皆有強大的反對聲音。當時的領導人頂住壓力，先在最貧窮的地區開始推行「包產到戶」。中央確定政策方針後，放手讓地方政府和人民自行決定是否採用、如何實施和何時實施。若地方不願意實施「包產到戶」，中央不強逼；黨官反對「包產到戶」的，中央亦不以言入罪。

歷史事實證明，經採用「包產到戶」後，落後地區的生産力大幅上升，當時實行集體生産的地區紛紛效法，中央無需如以往般進行政治動員，「包產到戶」制度已推廣至全國大部分地區。「包產到戶」的成功經驗在前，引起隨後中國政府大力發展「承包制」，推動工業發展，最終發展成張五常教授津津樂道的「中國模式」——「縣際競爭制度」，實現了前人夢寐以求的經濟飛躍。從「包產到戶」至「縣際競爭制度」，雖非共產政府一早計劃，發展卻水到渠成。

上述的故事説明了，儘管改革過程十分艱難漫長，中間也有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障礙，可是只要得到人民的支持，有利國家進步的發展方向並非個別人可逆轉。樂觀地看，在政治改革上亦可作如是觀。

報章報道，中國政府的智囊機構認爲「民主是個好東西」，説明了共產黨與民主選舉不必是不共戴天的。另一方面，人大常委會於２００７年十二月作出正式決定，批准香港政府修改２０１２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方法，雖然不能在２０１２年進行雙普選，但明確表示２０１７年可普選行政長官，及後或可普選立法會。人大決定具有憲法上的約束力，它決定的政改時間表和路綫圖，中央、港府和市民皆必須凜遵。在此前提下，中央既不能阻攔，我們也不能原地踏步，必須設計好２０１２的選舉制度，保證該中途方案將合法地引領香港走向２０２０雙普選。

對照趙紫陽時代的改革經驗，也許香港的政制改革是一次政治上的「包產到戶」：中央給了方針，地方政府和民衆決定如何執行；若地方能執行好，中央或考慮在全國其他地方試行。

泛民於七月十二日召開「武林大會」後發表的聲明謂：希望２０１２年實行雙普選；若不能，則要求有２０１７年終極普選方案，並以２０１７年的終極方案為前提討論２０１２政改方案。究其實，首句話是政治套語，乃用於引申出第二句和第三句。若泛民並非口不對心，參與「武林大會」的人士，該已準備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參與政制檢討。若到時香港官民皆能以２０１７普選行政長官和２０２０普選立法會為目標理性討論，訂定可行的方案，香港實現民主選舉可期。若有政治領袖或玩弄權謀、或無所事事、或不求進取，致使２０１２中期方案流產，他們被市民唾棄之期則不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