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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空無二 | 3rd Feb 2012 | 長空子隨筆 | (599 Reads)

近日有人在蘋果日報上登載全版廣告,反對香港繼續接受内地妊婦到港分娩。為求言論效果轟動,把在香港出生的内地孩子譬如為蝗蟲。一時間,有本來心懷不滿的人叫好,以爲出了一口烏氣;也有人不以爲然。例如中文大學學者周保松,在社交網站中呼籲市民,不要發表歧視内地人的言論。及後,平等機會委員會更發表聲明,勸諭市民保持寬容和理性。

 

一般以爲,「蝗蟲論」是歧視内地人。所謂「歧視」,是指社會群體,把個體之間的分別差異,假借為主觀價值判斷的根據,而這些個體差異卻非理性上有效(或適用)的判斷依據,因而導致價值判斷失效。此意云何?或可舉一例説明。在某些場合中,年齡上的差異乃主觀價值判斷的有效根據。例如公共交通機構,常請求一般乘客,向年紀大的乘客讓座。此即代表公共交通機構認爲,年紀較大的乘客該享有較好的待遇。因年紀不同而有不同待遇,即構成主觀上價值判斷差異。可是,我們不會認爲公共交通機構歧視年紀較輕的乘客。因爲在應否讓座的問題上,年齡差異是有效的理性判斷依據(年紀較大體力較弱,故此應受較好保護)。可是,在聘請茶餐廳夥計的問題上,則年齡本身,不構成判斷個別候聘者是否具備應聘能力的理性有效根據(年齡老少,跟工作能力未必有關)。因此,若雇主單純根據應聘者的年齡,判斷該人是否適合受聘,則犯了主觀判斷的錯誤,其價值判斷失效。故此在法理上觸犯了反歧視原則,理應受罰。

反觀「蝗蟲論」,乃以侵食農作物的害蟲譬如在港出生的内地小孩。作爲一個群組,這些小孩與其他在香港出生的小孩在客觀上的主要分別,是他們的父母的居住地,不同於香港小孩父母的居住地。「蝗蟲論」是否歧視,端視乎有關小孩父母居住地之分別,是否區分這些小孩的應受待遇的理性有效根據。在社會資源的分配次序上,若香港市民和非香港市民相同,則香港市民的法定身份就沒有經濟上的意義,此亦不符合一般常識。故此,從社會資源分配的次序上看,香港市民的子女,應該較非香港市民的嬰孩優先。至於香港市民和非市民在社會資源分配上的矛盾,是可通過行政手法化解的人民内部矛盾。在這立場上,若「蝗蟲論」所表達的意思,是主張優先向香港市民子女分配社會資源,則「蝗蟲論」和歧視並無關係。換言之,「蝗蟲論」不是歧視言論。

可是,「蝗蟲論」是不折不扣的敵意言論。衆所周知,蝗蟲是侵害農作物的害蟲,是人類的天敵之一。若把内地小孩(連帶其父母)譬如成蝗蟲,即把内地人當作香港人的敵人。如此,香港人和内地人之間的人民内部矛盾,就上升成敵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借行政手段化解,以和為貴。而敵我矛盾,則必須訴諸形形色色的鬥爭,直至分出勝負高下。雖知在敵我鬥爭中,兩者只能活一個。為求勝利儘可不擇手段。在敵我鬥爭中,一切道德倫理皆不適用,欺騙敵人是機智,趕盡殺絕是果斷。一切能制勝的手段,不論如何詭詐無情,皆可視爲非不得已,甚至是必要的。「蝗蟲論」把單純的利益矛盾,上升成道德議題。本是個人追求社會資源,卻套上了一層大義凜然的外衣。一個文字符號不斷向深層發展,將影響公衆思維,甚至改變社會認可的價值觀。此乃「蝗蟲論」對香港、對國家、對人民最大的危害。

「蝗蟲論」背後的思想,是敵我鬥爭思想——以香港為「我」,以内地為「敵」,把本來可以協商解決的社會問題,挑撥成你死我亡的血腥鬥爭。「蝗蟲論」不獨是語言暴力,更是有危害性的歪論。我們必須明察「蝗蟲論」對社會的潛在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