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文章分析得非常透徹, 一個詞: 以理服人. 政府真的應該與時俱進, 檢討一下發牌制度了. 我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 也寫了一篇評論這件事, 歡迎移玉步到我的博客指正.

感謝貴兄留言鼓勵。
貴兄的大文在下已經拜讀，並在貴網誌上留言。希望日後我們多多交流。

談一個無關的問題﹐自然正義(natural justice﹐或所謂公義)與普通法精神沒必然關係。第一﹐自然正義只是一種法律哲學概念﹐甚至可以說是法理學流派的其中一種﹔第二﹐不是所有普通法法例都一定符合自然正義原則﹐成文法只需依照當地的合法立法程序﹐該條成文法例便成為法例﹐而案例法則奉行遵從先例原則﹐判決是否符合公義亦非法官判案的首要考慮條件﹔第三﹐個人認為﹐自然正義概念是一種道德性概念﹐而且公義本身沒有一套客觀標準。

在普通法系統裏，有稱爲司法復核的訴訟程序，目的是由訴訟人向法院就政府或公共機構的決定提出訴訟，其中一個訴訟理據是政府或公共機構的決定違反公義(Natural Justice)。具體來説，有兩種情況一般被認爲是違反公義的，因而法院會批准進行司法復核：（1）利益衝突；（2）拒絕訴訟人申辯或表達意見的權利。有一點必須澄清，法院批准訴訟人進行司法復核，不代表政府一定敗訴，只是表面證據充分，可供法院進行裁判而已。

由上述可見，當訴訟牽涉公共議題時，普通法法院是有需要考慮公義問題的；就算沒有成文法支持訴訟，法院一樣可以根據公義精神批准訴訟。例子見英國經典司法復核案例GCHQ Case，案中的訴訟理據是“合理期望”，而非任何一條成文法。“合理期望”甚至可以在沒有任何相關法律的情況下成爲訴訟人控告政府的理據,見回歸後居留權訴訟中的 Ng Siu Tung and Others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由此可見，普通法（因在下不懂大陸法法系，因此不敢論及大陸法）系統中，公義原則是不可缺的，尤其是案件涉及公衆利益時，所以在下不同意公義與普通法精神沒有必然關係的看法。在下認爲，公義與普通法有必然關係，只是根據個別案情，法庭不必在每次裁判中都特別論及公義罷了。

從歷史的角度看，衡平法(Equity)之所以在英國出現，目的就是保證普通法法庭裁決的公義性。

Natural Justice一詞中，雖然有“自然”這形容詞，但並非專指自然法原理(Natural Law)；而是指上述一般普通法法庭都會考慮的原則（而自然法原理則確是法理學流派，基本上與實證法(Positive Law)學派對立）。

最後，在下認爲，公義是有客觀標準的，但這是道德哲學形上學的研究範疇，詳情可見德國大儒康德的著作Introduction to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恕在下不在這裡班門弄斧貽笑方家了。

你好﹐我是司徒志誠。
謝閣下的解釋﹐似乎我真的將自然法原理和自然正義概念產生了混淆了。然而﹐在公義是否存在客觀標準的問題上﹐個人依然認為是不存在客觀標準的﹐或許可以說﹐我不認同康德﹐也不認同羅爾斯(John Rawls)的社會公義論。更深一層來說﹐個人認為任何人的意識在形式上都是主觀的﹐意識所載錄的內容才是客觀的。

說回正題﹐問題重點在於政府從不認為現時的電訊條例違反基本法﹐即是認為電訊條例本身並無問題﹐所以政府才提出上訴。
直接點說﹐政府根本認為東區法院的裁決是亂來的﹐試問它怎會服從法院判決修改法例和特准民間電臺開咪之理﹖
更重要的是﹐從政治現實角度出來﹐但凡政府面對司法覆核﹐她在地區法院輸了一仗﹐必然打消耗戰上訴到底的﹐尤其是今次區域法院竟拋出「違憲」來判政府敗訴﹐政府更沒可能服從一個裁判官的判決的。預料﹐如高等法院維持原判的話﹐政府一定上訴直至終審判決。在終審判決前﹐政府亦只有申請禁制令逼民間電臺封咪了。
或許﹐政府可能打從心底認為﹐裁判官說政府「違憲」是"大言不慚"﹐根本就不夠格。

看來前輩的路子是唯物論的一派，比較近實證法學的主張。愚以爲羅爾斯和康德是同一條路子，其法學理論的起點皆是形上學，與實證法學的基礎截然不同。在下和前輩站在不同的理論平臺上對話，暫時只好君子和而不同了。

至於本次事件中的主角——東區地方法院，根據基本法，地方法院可以在判決中解釋基本法，但其判決可能被上級法院推翻；極端一點說，就算終審法院出了判決，根據居權案的先例，人大仍然有權釋法。據此，在下不認爲地方法院越權。同時，正如拙文中所言，政府上訴是于理有據的。

只是在有選擇的情況下，捨柔性的政治手段不用而採取法律的剛性手段，結果逼良民犯法，在下對政府這高壓行爲不敢認同而已。

記得小時候包青天片集中的一句臺詞：理是圓的，法是方的。政府做事，總不能因爲合法便一味蠻幹，總要看看自己和對方各佔多少道理。

還有一個假設性的題外話，如果終審法院或上訴庭及後維持東區法院的裁決，電訊條例有關發牌部分的條文便真的違反了基本法，並因而失效。換言之，民間電臺並非非法廣播，他們原來的行爲乃是合法行爲。

及後發出的禁制令乃用於維護該失效的電訊條例，這樣將會把本來合法的行爲打成藐視法庭的非法行爲。雖然在法律上民間電臺諸君的具體違法行爲前後不一，但案件的緣起相同。從普羅大衆的眼光看（即非經法律專業訓練），這是有人因合法行爲而干犯法律並受起訴，從民間智慧思考，再經同情者及傳媒渲染，這豈不變成了“冤案”？“冤案”中的主角必成烈士英雄，最後竟讓他們因而賺取了政治資本？（再次重申，從刑法的角度看，在下同意民間電臺確實犯了藐視法庭的罪行，因此政府必須依法起訴電臺諸君，以維持法治精神。可是，這並非市民大衆容易理解的法律觀點。）

小弟近日事忙，遲來回訪，請諒。

面對這麼有心機的文章，小弟也不敢不用心機回應了。

觀乎長空無二兄大文，行文爽潔、脈絡相貫、情理兼存，真的是好文章！

兄文中之觀點，小弟大致上認同(此語絕非行貨)。事件中，政府與民間電台皆有不善之處，電訊條例有修改之必要，設獨立發牌機構之議，亦甚有建設性。對此，兄文已作深入分析，小弟無須冗言，只是有兩點補充：

一、闡釋基本法，不在地區法院裁判官權限之內，遇有法律與基本法相抵者，裁判官應將案件交上級機構審理，而不是妄出釋法之舉。

二、若以機會成本計，民間電台為反電訊條例，在有合法途徑的前提下，付上坐監及「教壞細路」的代價，不值。除非他們不當「教壞細路」的外部效應為代價。

世事皆有正反多面，議論文章充滿成見，有時難免各執一詞，但求理性討論，互相啟發矣。今日喜逢有識之士，兄長若不嫌棄，小弟願與兄長交換連結，日後多多交流。未知兄長意下如何？

回長空子﹕
很開心可以和長空子討論﹐可與閣下進行這樣深入而高質素的討論﹐實在十分難得。

從哲學角度來說﹐個人確實是唯物主義者﹐辯証唯物主義與實證主義雖有部份觀點是相通的﹐但總體來說﹐實證主義(或分析哲學)與辯証唯物主義有很大差異﹐甚至應該說﹐辯証唯物主義是實證主義批判的對象。由實證主義衍生出來的實證法學派﹐其概念亦與辯証唯物主義(這兒應是歷史唯物主義)有很大差別。

兩者主要差異在於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法律是政治上層建築(political superstructure)部份﹐是具「階級性」的﹐其法理學亦具「階級性」的﹐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既然具「階級性」﹐自然不信任所謂具普遍性的「公義」。所謂具普遍性的「公義」﹐只是一種「謊言」﹐目的只為隱瞞法律的「階級性」。

的確﹐我們是站在不同的理論平臺對話﹐所以確實只好和而不同了。閣下在"長空子隨筆"的康德筆記﹐我也看了﹐雖然我不贊同其觀點﹐不過寫得很不錯﹐這問題還是找些時間討論吧。

說回正題﹐我並非法律專業出身﹐我只有一個疑問﹕一個地方法院﹐指某條法律違反基本法﹐然後政府上訴﹐在終審判決前﹐這條在審議中的法例﹐本身是否還有效呢﹖

其次﹐政府申請禁制令﹐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呢﹖

個人認為﹐其實整個討論的根本﹐其實是你我是否認同東區法院的判決﹐這決定了大家對民間電臺藐視禁制令一事的立場。從閣下行文內容來說﹐背後立場其實就是認同了東區法院的判決﹐亦認為政府應該修例﹐所以才有政府申請禁制令是不智之批評﹐這是非常清晰的。

我認為沒分上策和下策之分﹐因為這本身根本不是上下策的問題﹐而是服從與不服判決的問題。政府服從判決的話﹐就用閣下所說之法﹐不服判決的話﹐只有上訴和申請禁制令一途﹐根本不存在既不服判決﹐上訴而不申請禁制令的可能性。

換言之﹐只要從你批評政府申請禁制令的一刻開始﹐就已代表你認同了東區法院的判決﹐你只是「法理上」指出政府可以上訴﹐而不是贊同政府上訴之舉。

林芸生先生﹕

請容我搭訕一下。
「闡釋基本法，不在地區法院裁判官權限之內，遇有法律與基本法相抵者，裁判官應將案件交上級機構審理，而不是妄出釋法之舉。」
這點是知識性錯誤。
基本法第158條第二款規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

基本法第158條第三款首句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其他條款也可解釋。

當中所說的法院﹐是指香港的各級法院。

第158條第三款只是指出﹐香港各級法院如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外」的條款進行解釋﹐雖在終審判決前提呈人大釋法。

換言之﹐整條第158條有以下可能性﹕
(1)全國人大常委可對基本法全部條文進行解釋﹐亦可以主動作出解釋。
(2)香港的各級法院擁有基本法各項條文的解釋權﹐但沒有最終解釋權。
(3)香港的各級法院可對基本法各項條文進行解釋。如條文是「自治範圍內」的﹐下級法院進行解釋﹐在沒有上訴情況下﹐以下級法院的解釋作準。如遇到上訴﹐則可被上級法院推翻﹐則以上級法院解釋作準。如一直上訴至終審庭﹐則以終審庭進行終審判決的解釋作準。如人大期後進行釋法﹐則以人大解釋作準。
(4)香港的各級法院解釋的條文是「自治範圍外」的﹐下級法院進行解釋﹐在沒有上訴情況下﹐以下級法院的解釋作準。如遇到上訴﹐則可被上級法院推翻﹐則以上級法院解釋作準。如一直上訴至終審庭﹐則在終審庭進行前﹐需提呈人大釋法﹐以人大的解釋作準。

芸生賢兄：

文章發表後能得同道方家指點交流，實人生一大快事。賢兄的網誌聯結已經放在敝網誌上。日後我們多多交流討論。

有關賢兄留言中的第一點補充，在下與司徒前輩的看法雷同，故略。

有關第二點，在下認同賢兄的見解。其實任何社會運動皆有社會成本，包括賢兄所說經濟學上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y)。我認爲這次事件的最主要的界外效應是：政府及法院賠上民意、民間為所謂的公民抗命議論紛紛甚至誤解公民抗命的原意（即賢兄所說的教壞細路）。

在下認爲政府有責任也有能力避免或降低民間電臺事件的社會成本，並借此機會改善施政，但政府卻採取剛性的手法應對，官民對立進一步惡化。在下之所以破口大駡，其原因即在此。

在下對民間電臺口中所說的公民抗命，本是不以爲然的。

司徒前輩目光銳利，看出在下文中關鍵。在下確實是同意東區法院的裁決，遺憾的是東區法院沒有清楚説明其判決的法理哲學根據。因此，在下的行文邏輯是以東區法院判決無誤為前提下推演的。

至於前輩的問題，在下以有限的法律知識作答如下：

1。因東區法院裁決暫緩執行其判決，因此電訊條例現在仍然有效。只是其法律地位比較尷尬，因爲一旦上訴被駁回，所有根據該條例作出的撿控將全部無效，愚以爲政府因此避免使用該條例再次作出檢控，而改用高院禁令。

2。高院禁令用於民事訴訟十分常見，但是否可以用於刑事訴訟則沒有定論。依普通法傳統，如果日後上訴庭沒有判決高院禁令違法，則等於是高院禁令可用于刑事訴訟。今天港大法律學院教授戴耀庭在信報上發表文章也有論及，他認爲高院的禁令不合適。但由於戴的立場向來傾向泛民，因此在下僅以一家之言視之，未敢盡信。看來前輩的問題要待將來上訴庭作出判決纔有完滿解答。

至於在下所言的上策下策，其主觀標準乃是以政府哪個做法的社會成本較低作區分。背後的邏輯見上面回覆芸生賢兄的留言。

至於是否有客觀上的上下策？在下認爲實在沒有客觀的上下策，因爲策略本身就是主觀的意志的具體表現。

至於在下對上訴的取態，在下確是站在法理上同意政府通過上訴庭弄清楚違憲這法律問題，而非同意政府以不甘心的心態進行上訴維護電訊條例。前輩亦早已看出在下是不贊同現時的發牌制度的。

旁開一筆向司徒前輩討教。

從唯物論者的角度看法律，法律是統治階級壓迫勞動階級的工具，因爲法律本身是建基於下層建築（即生産關係）的上層建築所必需的（即社會結構）。在下想知道，唯物論中如何在沒有法律的前提下解決犯罪問題、生産者之間的利益糾紛、和在下最重視的社會公義問題。由於自由主義在唯物論者眼中乃統治階級矇騙勞動階級的鴉片，因此自由主義定義下的社會公義與唯物論互不相干，那麽唯物論中的社會公義應如何建立？望前輩可以教我。

這問題有些技術細節我沒有時間研究，也找不到判詞。我初步的看法是這樣的：

有關法例確有問題，所以公民抗命可說是合理的行動，而判決也彰顯了公義。可惜裁判官對自己的權限不清楚，而且左搖右晃，令事件給人的感覺很差。

在法例仍然有效而民間電台又聲稱要復播的情況下，政府申請禁制令是最佳做法。沒有禁制令的話，政府陷入兩難，執法是政治不正確，不執法又有損法律威信（政府威信可能更準確）。申請禁制令把矛盾轉移到司法系統，是取巧但聰明的做法。

裁判法院能否暫緩判決執行或高院能否就刑事問題發出禁制令則專家也有分岐。但連張達明也支持判決可見論點不強。無論如何這個技術問題只有上訴才可解決，街頭抗爭是完全沒有用的。

即使法院有權，應否行使當然是更重要的問題。但是，即使不應該，阿牛他們也應上訴而非再次抗命。第一次抗的是惡法（立法系統），第二次卻是挑戰司法制度，這個轉移一直也好像被忽略了。這和反對派一直尊崇香港法治，維護司法獨立的立場其實有矛盾。很多報章標題說政府輸打贏要，反對派難道不是？法院已判他們勝訴，難道還要完全聽他們的才是合符法治精神？

事實上在三權之中，司法系統是反對派最能倚靠的（畢竟法院也多次肯定了他們的訴求，如公安法、竊聽條例及有關行政指令等），策略上又何苦得罪法官這個群體呢？

所以我認為，既然惡法成為歷史只是時間問題，政府申請禁制令無論對錯也好，阿牛他們第二次抗命無論在策略上或理念上也值得商榷。你說政府破壞和諧，但可能申請禁制令是「果」，民間電台聲稱復播公然挑戰判決才是「因」。

請指正。

魚魚：

很感謝您的意見和觀點。

讓我們暫時搬開那些法律的技術性細節，單單從社會意義看這次事件。我認爲這次事件的難題在於法與理的衝突。

如果單從法的角度出發，大家很容易達成一致結論——毫無疑問，政府全對；民間電臺全錯。我同意你的觀點，就算第一次對抗惡法情有可原，甚至於法有據（假設上訴結果是維持原判）；第二次藐視法庭乃是蓄意挑戰香港的司法制度。因此，我絕對贊成律政司以藐視法庭罪行起訴當天違反禁制令的有關人士，不論他或她是立法會議員還是街頭鬥士。

但這並非一宗單純的刑事罪行，官民雙方的一舉一動都有政治意含和社會意義。在拙文的論述中，我是認同政府進行上訴的，因爲這一方面尊重司法程序，另一方面保證法院的判決沒有犯上法律錯誤，確保社會公義得以彰顯。但當政府被東區法院判為無理之後採用禁制令，在情理上有逼人太甚的形象；在法理上還可能發生矛盾。因爲，假設東區法院的判決在後來的上訴中被判為有效，那麽，這項用於代替違憲的電訊條例條文、禁止民間電臺廣播的禁制令將把本來沒有犯法的市民打成罪犯。雖然在法理上民間電臺干犯電訊條例的行爲和意圖，跟後來干犯藐視法庭罪的行爲和意圖是不相同的，可是他們的具體行爲是同一的，即在沒有牌照下廣播。如果在沒有牌照下廣播是合法的，那麽該禁制令的合理性將受質疑，故此，因違反該禁制令而干犯的藐視法庭罪行的道德基礎便有點動搖了，固然技術上可以說法律和道德不可混爲一談，但在情理上則無疑讓人感到荒謬，最終損害的是司法制度的公義性（我也明白，實證法學論者會解說法律不必具有公義性，但這非我們討論的要旨）。

因此，拙文中有一個提議：政府一方面上訴，一方面尊重東區法院的判決，考慮頒發臨時牌照給民間電臺。因避免篇幅過長的關係，該文中沒有這提議的細節。其實政府可以申明該臨時牌照是尊重法院判決和考慮民間對言論自由的重視而發出的。該臨時牌照甚至可以是有條件的，如民間電臺任何時候不符合條件，政府則隨時收回該牌照。爲了避免鼓勵後來者，政府可以申明該臨時牌照可一不可再，將來的牌照必須依據修改後的電訊條例發出，電訊條例修改完成以前凍結新牌照的申請。這將避免法與理的尖銳衝突，並降低民間電臺那所謂公民抗命的政治能量。

現在，政府在法院發出禁制令下，必須檢控違法人士。弔詭地，這樣反有利於反對派把事件升溫，上綱上綫與民主和普選議題串聯，最終損害政府的民意基礎和司法系統的公義性，這將是對整體社會的損害，這亦是我認爲政府有錯的原因。拙文中大罵政府，並不代表我認同民間電臺的行爲，他們的違法行爲是肯定必須交有司法辦的。

該文的文題正是我的結論：政府行爲合法但不符情理（合法打壓），民間電臺違法但卻可說是被逼的（逼上梁山）。

為了討論我不厭其煩再提一些意見和疑問。

「我是認同政府進行上訴的，因爲這一方面尊重司法程序，另一方面保證法院的判決沒有犯上法律錯誤，確保社會公義得以彰顯」

你的原文說「根據民主精神和自由原則，不論發言的人言論有多荒謬，其言論在不違反公衆安全的前提下不應被限制，其言論亦可通過合理的渠道向公衆發佈，大氣電波正是其中一種有效渠道。」除非你認為一定政府敗訴，否則如果政府上訴得直，保證了法院的判決沒有犯上法律錯誤（應該說是改正了下級法院的錯誤），卻確保不了你的公義。可能我不太熟法律理論，還望你多說一點。

「假設東區法院的判決在後來的上訴中被判為有效，那麽，這項用於代替違憲的電訊條例條文、禁止民間電臺廣播的禁制令將把本來沒有犯法的市民打成罪犯」那假設判決在上訴中被判為無效，又怎麼辦？怎樣追究再次抗命的人的刑責？還是你認為不用追究呢？

其實從來都沒有把「沒有犯法的市民打成罪犯」的問題。不要忘記暫緩執行判決正正是為了防止真空期的出現，令大家在法例未修改前有法可依。依甚麼呢？還是惡法，這很自然，問題是反對派卻不肯在真空期屈就一下。

甚麼是暫緩執行判決呢？我想這概念其實是有點自相予盾的。一方面法官說這是惡法，被拉的人無罪釋放；一方面法官卻不希望大家一下子全出來在沒有規範下搞電台。如果我明天搞電台政府是否應跟據惡法拉我呢？還是應該的。否則我不小心干擾了救傷車搞出人命怎辦？

哪民間電台會否干擾救傷車？在沒有規範下我們不知道，也不能冒險。

「頒發臨時牌照給民間電臺」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提議，但我們的政府沒有這種智慧。

「政府在法院發出禁制令下，必須檢控違法人士」
你的假設是如沒有禁制令，政府可選擇不檢控違法人士。我有點懷疑：法院沒有禁制你和我，我們明天出去搞台也是會被拉的。再次拉阿牛他們政治上是有風險，但難道只拉你我不拉他們，那樣我也做街頭鬥士了（笑）。

坦白說，在這情況下，不檢控是醒目的做法，但我個人覺得是沒有承擔的做法。

說了這麼多其實我只是想表示：政府在想不到發臨時牌照這高招下，其一切行動也沒有多少選擇的空間。你說政府迫民間電台，其實民間電台也有迫政府，看來是互為因果。

魚魚：

您引的一段原文，是我對民主精神和自由原則的主觀理解，我認爲理想中的法律應該彰顯這民主精神和自由原則，就算現在達不到，也應該不斷改良以達至這理想。在我的認識中，普通法是有保障民主精神和自由原則的動力和能力的。原文中隨後有關普通法精神的討論中，表達了我對法律原理Natural Justice的理解。因此，我認爲地方法院的判決是符合普通法精神，也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的。據此，我在原文中說：「東區法院的裁決，在現實意義上支持了上述論點。」所謂的「上述論點」，即我認爲電訊條例中的發牌安排不符合公義原理的説法。

依我對普通法程序的理解（即不敢保證理論和技術上全對），有時法律上的技術性錯誤是致命性的，就算上級法院同情您的遭遇也不能為你平反。但不能因個別的案例就說技術性錯誤肯定是致命的。因爲，在我曾經讀過的英國上級法院的判詞中，儘管上級法院認爲下級法院法官犯了技術性錯誤，例如在刑案判決中錯誤引導陪審團，但判決本身沒有背離法律原則的，上級法院往往在判詞中一方面訓斥下級法院，另一方面作出與下級法院相同的裁決，但上級法院在這情況下所本的法理也許和下級法院不盡相同。（當然，假如下級法院在原理上也犯錯，則上級法院將推翻下級法院的判決。）依此可見，假如下級法院犯了技術性小節的錯誤，但法律原則沒有錯，上級法院也可能以它自己的意志作出判決，支持下級法院的決定。

一天沒有終審判決，在法律上誰是誰非沒有人可以斷言，所以法律學者和律政中人一般都不會在現階段發表意見，因爲有時話說在前頭，後來下不了臺。寫網誌卻沒有這個心理負擔，你說得對，在我的分析中，基於上述，我妄下判斷，認爲政府敗訴的可能性不小。

但假如終審裁決政府得直，則我們必須先閲讀終審判詞，理解該判決根據，方能認真檢討是否判決政府得直即等於違反公義。這次事件對我而言確是一個很好的題材，讓我可以認真思考現實世界中法與理的共存又衝突的關係。今天港大法律學院教授戴耀庭在信報上發表文章討論這事件，也可作參考，但個人認爲他寫得比較滑頭。

對你餘下的部分意見的回應，很大部分跟與在這網誌上留言的幾位前輩朋友的討論類同，請參考我在上面的幾個留言。

如仍有不足，請特別指出，我當儘快回覆。

關於上下策問題﹐閣下談到社會成本。既然談到社會成本﹐個人認為是存在客觀標準的。

對政府來說﹐它選擇申請禁制令時﹐所需衡量的社會成本有兩方面﹕(1)申請禁制令對管治帶來的影響﹔(2)接受判決進行修例對管治帶來的影響。

從政治現實角度來說﹐申請禁制令對管治帶來的影響﹐是非實質性的。不論所謂的民望下跌﹑民間為所謂的公民抗命議論紛紛或誤解公民抗命的原意﹐都不會影響政府的實質管治﹐亦不會令政府失去甚麼實質的政治權力。

坦白一點說﹐即使政府因民間電臺事件民望急跌﹐甚至爆發大規模反政府浪潮﹐或自此以後民間組織時常以公民抗命為理由做出違法事件﹐因而令政府失去部份政治權力﹑癱瘓或倒臺的可能性﹐是近乎零的。況且﹐從實事求是的角度來說﹐現時政府對民間電臺事件的處理手法﹐即使有可能令民望下跌﹐但民望急跌﹐或觸發大規模反政府浪潮的可能性﹐也是近乎零﹔政府為處理所謂的「公民抗命」廣播而需耗用的資源﹐也相對地低。

相反﹐政府若採納閣下的建議﹐不論是修例﹐還是成立獨立發牌機構﹐卻會對政府現時擁有的政治權力(公共廣播審批權)﹐帶來實質性損害﹐即是對政府管治帶來實質性影響。

此外﹐世上任何一個政府﹐不論其權力的來源和基礎是甚麼﹐政府是作為統治機器而存在的。如閣下在經濟學上認同個人慾望無界限的話﹐政府作為一個統治機器﹐也應像個人一樣﹐不會貿然削弱﹑或取消自己原本擁有的政治權限。如政府的權力受到挑戰﹐則會盡法保障自己原有的權力。

那麼﹐閣下的建議是違反政治邏輯的﹕既然上訴是有可能推翻區域法院的裁決﹐最大限度保留政府根據現有"電訊條例"而擁有的最大權力﹐在終審判決前﹐我實在看不出政府主動修例的可能性。

政府主動修例的可能性只有一個﹕便是政府因修例所保留政府的公共廣播審批權﹐比繼續上訴及申請禁制令所能保留的權力多。但現實是這樣嗎﹖答案是否定的。

你好﹐我是司徒志誠。本人將之前回應閣下的觀點﹐歸納整理成<淺評民間電臺事件>一文﹐敬希垂注。